抄書與血經

       在古代，不一定每種圖書都能刻印出版。這時候，想要得到沒有刊刻或絕版的書，就只能靠抄寫了。此外，因為古人寫字是一種精神與智慧的磨練過程，所以抄寫圖書也同樣成了學者、文人們幫助記憶、練字與閱讀學習的最佳方法。例如，清學者龔煒（1704-？）所云：

      予於丙午夏秋間，鈔錄《晉書》畢，復事《南史》，閱一載訖功。今年春， 

      復纂《北史》，方完《帝紀》，會學使者將至，稍稍理時藝，遂未卒業，鈍

      資不能兼及，可歎也！（見《巢林筆談》卷一）

即代表著人們對勤苦「抄錄」能更有助於學習的此種認知。

       另一方面，抄經，古稱「寫經」，即書寫佛教經典。因大乘佛教特別強調受持、讀誦及書寫經典的功德，如《妙法蓮華經‧法師品》云：「若復有人，受持、讀誦、解說、書寫《妙法華經》，乃至一偈，於此經卷，敬視如佛，種種供養，……當知是諸人等，已曾供養十萬億佛，於諸佛所成就大願。」是以，古往今來的佛教徒為了還願，祈福、佈施和回向等等目的，也抄寫了大量佛經。

       寫經的目的，多為自己或父母長輩、親友子女等祈求消災解厄、祝福增壽、達成心願等。書寫經典時，態度需恭敬虔誠，環境整潔明亮，靜心墨書抄寫，富貴講究者還會以金、銀調和膠水配製顏料，更有甚者「以血為墨」抄寫則為至誠之表現。

       例如，南宋孝宗淳熙六年（1179），四川制置使兼敷文閣學士胡元質（1127-1189）的妻子魏氏信佛至誠。為了弟弟軍器監丞魏叔介（1140-1177）喪滿二年時之祭禮，她在昭覺寺建無量壽佛資其冥福，並新繪西方變相於寺壁。因其三子胡紳早死，哀痛不已後命工妝塑觀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二像於無量壽佛像兩旁，以資冥福。魏氏為了逝去親友之福田得報，對於諸佛事可謂竭盡心力，亦使其信佛之志益堅。她曾親手書寫《楞嚴經》、《圓覺經》，並刊印出版以傳各方，更曾為了父母百年刺指血書《金剛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、《勢至經》。（見《成都文類》卷四十）此種篤志寫經之虔誠與毅力，著實令人敬服！

       而極致的信仰力量持續流傳後世，在部分愛書人群體中，「血書佛經」轉化成了祈求護書的實際做法。例如，清初孫從添（1692-1767）《藏書記要》討論到書櫃的避蟲與防火設計時，曾說：「櫃頂用皂角炒為末，研細舖一層，永無鼠耗。恐有白蟻，用炭屑、石灰、鍋繡舖地則無蟻。……供血經於中以辟火」。其所謂血經，原指「剝皮為紙、刺血為墨、以髓為水、折骨為筆」書寫佛典，這種用人血當墨汁抄寫成的經文，因得來不易故受到珍視，加以信仰之加持，所以對古人來說，是具有神秘力量的。

       從張蓉鏡（1802-？）流傳後世的藏書中，則可見到這種護書方法的實踐。如現藏國家圖書館的明嘉靖十五年（1536）抄本《對客燕談》，當中就有張蓉鏡的血書「佛」字，右下方有張氏題記云：「道光己酉三月二十九日丁酉吉辰戌刻，展讀一過，以血書佛字於首頁保護，以免蛀厄。芙川蓉鏡誌」。當然，以現代人眼光來看，這血寫「佛字」或許只是心理作用，但其愛書精神將如同前述堅持虔誠的信仰般永傳後世！